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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三治融合”成为嘉兴新标签

    18-10-09 作者:admin 来源:未知 点击:59

    本报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  桂剑华72岁了,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儿,比退休前都要忙。  每天早晚,几乎雷打不动,老桂都要下楼遛弯,可不光锻炼,他是去“挑刺儿”的。只要发现问题,一个电话给社区书记。  不仅老桂忙,他家的门铃也没歇着。这户楼道灯坏了,那家出了纠纷,哪里电线裸露了,邻居们都爱往他家跑。  桂剑华不嫌烦,反而觉得特有成就感。乌镇管家,这个社区“钦封”的头衔,老桂很是看重。为啥?以前没管家,遇到各种问题,大家只会发牢骚,根本于事无补。如今,他管家一出马,大小问题都能妥善解决。  桂剑华所在的浙江省桐乡市乌镇,是个全国有名的“网红景区”,游客多,人员杂,管理起来难度也大,而不少老小区上了年纪后,更是小问题不断。  作为全镇最大的社区,南宫社区的矛盾显然更为突出。社区党总支书记丁华君深有体会:事情千头万绪,就那么几名社工,难免顾此失彼,如何有效管理,成了个大课题。  乌镇管家的设置,可谓大大减轻了丁华君的负担。如今,像桂剑华这样的管家,全镇共有近4000人,都是普通百姓,他们热心公益,又有充裕时间,每天“找找茬”、收集邻里意见、发现隐患矛盾……可谓社会管理的一支新奇军。  在嘉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、市综治办主任曹雪根看来,乌镇的这一探索就是“三治融合”在基层的典型实践,它汲取了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精髓,完全符合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。  过去,谈到浙江嘉兴,人们总想起“红船精神”,但现在,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“三治融合”成为新标签,因为早在2013年,嘉兴便在全国率先展开这一实践。2017年,“三治融合”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。  若要追根溯源,“三治融合”最早源于桐乡的高桥街道(原高桥镇)。作为全省城乡统筹的领跑者,嘉兴所面临的社会治理矛盾也最激烈,地处近郊的高桥尤为如此。2013年,高桥以道德评判团为载体进行破题,越丰村成立首个村级道徳评判团。  “最初,我们对‘三治’的定位是治未病,即在矛盾爆发前,就进行沟通和疏导,不让矛盾爆发或蔓延。但慢慢在工作中发现,‘三治’作用很大。”高桥街道党委副书记徐晓叶说。  徐晓叶解释道,百姓参政团主要是让百姓在重大问题上拥有知情权、参与权、建议权,形成“大事一起干”的良性机制,而道德评判团则强化道德约束力,形成“好坏大家判”的民间氛围,而通过整合村里的“网格化管理、组团式服务”等各支队伍,组建全方位的百事服务团,即形成“事事有人管”的互助局面。  高桥的做法引起了嘉兴的高度关注,也打开了全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死结。南湖区解放街道凌塘社区党支部书记徐惠琴回忆说:“当初政府启动小区改造,第一锄还没开挖,就有居民搬个凳子坐在那儿,不让施工。我们去各家各户做工作,甚至还被水泼了出来。”  “自从引入‘三治’建设后,思路一变天地宽,如今光社会组织就有21个,许多久治不愈的顽疾都得以解决。20多年的楼道灯装上了,每家每户用上了管道煤气,燃气公司还给社区颁锦旗……”徐惠琴说。  同样在嘉善县天凝镇的洪溪村,这里曾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村,矛盾丛生。推进“三治融合”后,村里探索创新村务监督公决法,凡村里大事,全村557户每户一票,民主讨论再投票表决。  支部书记陈俐勤告诉记者,近年来,村里39个重大事项全部先通过村务公决,真正实现了“为民做主”到“由民做主”的转变。人心齐,面貌新,从过去的“问题村”,如今,洪溪村成了乡风文明的幸福村、富裕村和文明村。  嘉兴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孙贤龙介绍说,经过五年来的实践,“三治融合”实现了“四个转变”:工作理念从社会管理,转向社会治理;治理主体从政府单向管理,转向多元主体协商共治;治理手段从行政为主的单一型,转向行政、法律、道德等的综合运用;治理方式从事后处置,转向事前和事中延伸。根据计划,未来三年内,“三治融合”示范村(社区)将在嘉兴达到一半以上。 责任编辑:梁冰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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